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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

时间:2014-08-06 14:23    来源:      作者: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5日),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在位26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都城绍兴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东南35里处)。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编写《宋史》的史官,也感慨地说如果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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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绘画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如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另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只画了一人骑马,有蝴蝶飞绕马蹄间,凡此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由于许多画上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本人又擅长绘画。对鉴别这些画是否是赵佶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有一观点确定他的真迹有《诗帖》、《柳鸭图》、《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四禽图》等,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是御题画。
  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吹弹、书画、声歌、词赋无不精擅。平生著作极多,都散佚无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有词集《宋徽宗词》。 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即位以后,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画院的重视和发展。他于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考入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培养,并不断进行考核。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当时,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服饰和俸禄方面都比其他艺人为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加上作为书画家的徽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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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院创作的指导和关怀,使得这一时期的画院创作最为繁荣。在他的指示下,皇家的收藏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且将宫内书画收藏编纂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宋徽宗本人的创作面目并不象他要求画院画家的那样工谨细丽,而是偏于粗犷的水墨画。传世作品中,有其签押的作品较多,但所画比较工细的,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雪江归棹图》(以上均藏于故宫博物院)、《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翠竹双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等作品皆被专家认定为是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有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卷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柳鸦图》卷被认定是他的亲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不尚铅华,而得自然之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池塘秋晚图》也属此类。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也和这位书画皇帝不无干系。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北宋灭亡后,兴盛一时的徽宗宣和画院随之结束,一些画院画家经过辗转逃亡,逐渐集结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先后被恢复在画院中的职务,成为南宋画院的骨干力量。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上也是苟且偷安,但对于书画之事,仍十分重视,特别是后来他利用绘画为他的政治服务,组织画家进行创作。所以,南宋时绘画活动主要还是以画院为中心。
  ②书法
  另外,徽宗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宋徽宗的签名堪称甚有特点。像一个“天”字但是这“天”字的第一笔又和下面的有一段距离。其意为 “天下一人”
  宋徽宗赵佶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画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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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自然观察入微,曾写到:“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等有关绘画的理论文章。广泛搜集历代文物,令下属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对研究美术史有相当大的贡献。
  徽宗还喜爱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后人把这种画叫“御题画”。由于 许多画上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本人又擅长绘画。对鉴别这些画是否是赵佶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有一观点确定他的真迹有《柳鸭图》《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四禽图》等,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是御题画。
  宋徽宗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一日,赵佶踏春而归,雅兴正浓,便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考。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许多画师虽有丹青妙手之誉,却面面相觑,无从下笔。有的画是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的还在马蹄上面沾着几片花瓣, 
  但都表现不出“香”字来。独有一青年画匠奇思杰构,欣然命笔。画构思很巧妙: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细览,抚掌大赞:“妙!妙!妙!”接着评道,“此画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的跃然于纸上,令人感到香气扑鼻 !” 众画师一听,莫不惊服,皆自愧不如。他还发展了宫廷绘画,广集画家,创造了宣和画院,培养了像王希孟、张择端、李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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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创“瘦金体”书法
  宋徽宗赵佶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赵佶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
  赵佶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其中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的《秾芳依翠萼诗帖》为大字楷书,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但是宋徽宗的书法存在着柔媚轻浮的缺点,这也许是时代和他本人的艺术修养所致,但他首创的瘦金体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后人竞相仿效。既以开创了一大流派的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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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画印四结合
  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 “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这种赞誉赵佶花鸟画精致、生动传神的文字记载俯拾皆是。流传至今题为赵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鸟画作,则证实了这种记载的真实性。赵佶的花鸟画,以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既从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生长规律,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中国传统花鸟画向分徐(熙)、黄(筌)两派,两派各有长短。黄派长于用色而短于用笔,徐派长于用笔而短于用色。以技术的标准论,徐不及黄的精工艳丽;凭艺术的标准言,黄不及徐的气韵潇洒。用笔和设色作为中国传统花鸟画技法中两大极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极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黄派画风一统画院,经过一百年的辗转摹拟而显得毫无生气之时,崔白、易元吉奋起改革复兴徐熙画法,黄派暂居下风,但并未退出花鸟画坛,因而使花鸟画得以蓬勃发展。至北宋晚期,徐、黄两派实际上处于并行发展的势态。凭赵佶深厚的艺术修养,他对徐、黄两派的技法特点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赵佶的花鸟画是学习吴元瑜而上继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长。当然他也并非只学一家,而是“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如文献记载那样,时而承继徐熙落墨写生的遗法,时而“专徐熙黄荃父子之美”。显然,就创作技法而言,徽宗既学吴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统的用笔,又喜黄荃、黄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两者达到浑化一体的境界。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徐、黄两派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赵佶作为当朝皇帝,又是极力享受荣华富贵、纵情奢侈的人,对于精工富丽的黄派风格,有他根深蒂固的爱好。同时,他又处在文人画蔚然兴起之后,必定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他的周围又聚集着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贵官宗室如王诜、赵令穰等,又与文人画的倡导者之一米芾关系颇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装巧趣”的美学观,赵佶自然深受影响。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艺术修养更使其审美情趣中透射出浓郁的文人气质。因此,赵佶既崇尚黄派的富贵,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审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黄两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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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如《鸜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写鸜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结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处于优势,用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奋勇挣扎,进行反击,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仅飘动着几根羽毛,令人想到这两只酣战的鸜鹆,是从高处一直斗下来,并显得空间的广阔,画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栖另一鸜鹆,作噪鸣状,扑翼俯看下面两只正在争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还是劝架,又似乎想飞下来参加决斗。焦急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鸜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锋锐的松针,与纠结在一团的浓墨的鸜鹆相对比,更增强了画面的动感。虽然画中所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这是徽宗时期花鸟画的特有风格,并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劳伦斯·西克曼:《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益州名画录》) 。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 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鸜鹆图》诗:“梅花鸜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其实,苏轼论证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义,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譬如他在《书黄荃画雀》中写道:“黄荃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在这里,苏轼特别强调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研究对象,这与赵佶之钻研“孔雀升高,必举左”,态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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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代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显而易见,赵佶的花鸟画是当得起后人的倍加赞美的,但是,与这些誉美之词相悖的,是对他的花鸟画的怀疑甚至否定。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意思是说,因为赵佶花鸟画数量众多,作为皇帝他是没那么多时间作画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测。明代董其昌进一步认为“宣和主人写生花鸟时出殿上捉刀,虽着瘦金书小玺,真赝相错,十不一真”(《书画记》) 。这种妄意的推断,缺少依据,从画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据刘益、富燮两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间“供御画”,推测赵佶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两人的代笔。赵佶的画迹真赝相杂,这是事实,但因此而否定其绘画创作,这是极不科学的研究态度。据史料记载,徽宗赵佶经常举行书画赏赐活动,这些赏赐给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画院画家的手笔,这本来就是十分自然,无可厚非的。作为皇帝画家赵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从事创作,来供给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图画院原属宫廷服役机构,画院画家有义务画这些应制的作品,所谓“供御画”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题印,只是表示他对官僚臣下的恩赐之意罢了。在历代画家中,因应酬关系,而出于代笔的也不少。如《宣和画谱》所记:“吴元瑜晚年,多取他画或弟子所摹写,冒以印章,谬为己笔。”可以肯定,这些“他画”或弟子摹作,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吴元瑜的绘画样式。同样,即使现存徽宗画迹中有画院中人手笔,这些作品也是根据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创作的,从中仍旧可以见出徽宗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而绝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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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史家徐邦达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徐邦达关于代笔问题的研究显然比前人深入具体了许多。但是,从绘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画风往往不止一种,有主要的画风,也有次要的画风。两种画风有时几乎对立,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画写生的人有时也画写意,画青绿的人有时也喜欢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与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别。作画人若一生只画一种风格的画,那是画工,不是画家。对赵佶画笔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都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优秀的画家,总有一种艺术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作品融为一体,声息相应。谢稚柳在《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中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首先,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谢稚柳论证考鉴,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中虽有赝迹,但他在花鸟画领域中的创造性成就却是不容否定的。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 ,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 。正如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一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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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主张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祥和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更加生动、栩栩如生,令人惊叹。赵佶的画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像,他构思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打开了南宋刘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之门。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的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赵佶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绘画派传统特征。
  赵佶在位时,曾广泛收集历代文物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让文臣分门别类,著书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到了推动和倡导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皇帝如此钟爱书画,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北宋书法、宫廷画在此时发展到极致。
  在书法上,赵佶起初学的是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揉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屈铁断金”。特点是笔划瘦细而有弹性,尾钩锐利,运笔迅疾。字一般呈长形,张弛有度,有一种秀美雅致、舒畅洒脱的感觉,而且通篇法度严谨,一丝不苟。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此后尽管学习这种字体的人很多,但能得到其神韵的却寥若晨星,这足以见证赵佶的书法功力。相比之下,赵佶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尤其是前期诗词,多为矫情之作,享乐情调十分明显。但在沦为亡国之君之后,他触景生情,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读来让人心中隐隐作痛。
  《瑞鹤图》是公认的宋徽宗存世工笔写实类花鸟画真迹,为存世绝少的宋徽宗“御笔画”。
  此图画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门上方彩云缭绕,18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上空翱翔盘旋,另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宫殿周围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鹤动飞之势和曼妙体态,气氛祥和吉庆。画后有赵佶瘦金书叙述一段。
  《瑞鹤图》曾收入《宣和睿览集》, 金军攻入汴梁时,这件作品被拆成单幅的卷轴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进清宫,溥仪私自夹带出宫后流失到东北,最终成为辽宁博物馆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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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之“御笔画”,构图和技法俱皆精到: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池塘秋晚图》卷本幅以荷鹭为主体,将各种动、植物分段安排在画面上。卷首画红蓼与水蜡烛,暗示水岸。接着白鹭一只迎风立于水中。荷叶欹倾,水草顺成一向,衬托白鹭充满张力的姿态。荷叶有的绿意未退,有的则枯萎残破,墨荷与白鹭之间的黑白对比,增强水墨色调的变化关系。后有鸳鸯,一飞一游,红蓼、水蜡烛及枯荷装点出萧瑟的秋意。而白鹭的眼神、鸳鸯的动向尚有往后延伸之势,让观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宋徽宗对绘画有精湛的研究,尤擅长花鸟,据传画鸟用生漆来点睛,成豆形突出于画幅之上,又黑又亮,炯炯有神。
  本幅为粉笺本,此粉笺新纸时,光洁亮丽,其上尚印有卷草纹图案,是当时极为珍贵的材质。由于纸面经过上粉处理,具有不吸水性,因而影响到笔墨的趣味。乍看之下,笔墨甚为质朴,有斑剥古趣。其构图是将各种动、植物分段逐次安排在画面上,是唐代及其以前习见的构图式,在描绘花草的形态技法较为古朴,有唐人装饰意味的遗意。
  《宴山亭.北行见杏花》是赵佶晚年被俘时写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悲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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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
  学界对宋徽宗绘画的研究由来已久,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及《写生珍禽图》。民国大藏家张珩曾过眼这件作品,在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书画著录《《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四)》中,他在对宋徽宗另一件水墨花鸟画作品《四禽图》作鉴定时是以《写生珍禽图卷》为参照标准。书中的《宋徽宗四禽图卷》评注:“此卷乃徽宗亲笔,画法与《写生珍禽图》同”。
  著名画家于非闇宗法宋徽宗,曾精心临摹过此件作品,他在卷后的题识中写道:“右宋宣和写生珍禽卷,白纸十二接,每接缝上押双龙方玺,前有政宣二玺,末纸特短,有大印已被割去,无款,无明以上印记,前后有梁蕉林,安麓邨收藏,乾隆九玺灿然,每图各有御题,《墨缘汇观》、《石渠宝笈》著录,画法生动,鸟之喙爪,竹之枝叶,非宋以后人所能仿佛,当为徽宋得意之品,不须疑也。壬午(1942)五月以佳楮对临此卷,自谓不特形似也,得者其宝之。”
  朱省斋在1958年于香港编撰出版的《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中,著录了《写生珍禽图卷》:“(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此卷笔墨与格局,与友人旧藏之《四禽图卷》,殆相仿佛,不仅确系真迹,且出自道君亲笔。断无疑也。”在其后所编撰的《中国书画》(第一集,香港中国书画出版社)一书中,再次著录,刊登了《写生珍禽图卷》的全图。
  谢稚柳通过对《写生珍禽图卷》技法与风格的研究,比照古代著录,确定为宋徽宗晚年亲笔。他所编《宋徽宗赵佶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图绘宝鉴》记:赵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传世赵佶的墨笔花鸟,除《枇杷山鸟》而外,尚有《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四禽图》为四段,《写生珍禽图》有十二段。其中有竹的《四禽图》有一段,《写生珍禽图》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体,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的交加处,都空一白道,使两叶错杂不相混。正是如《图绘宝鉴》所说的‘密处微露白道’。《南宋馆阁录续录》记:写生墨画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赐周淮,十六字。可能《四禽图卷》,抑《写生珍禽图卷》,正是赐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两者笔墨一致,情调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所作。宣和乙巳(1125年)为宣和七年,时赵佶四十四岁,明年丙午,即为钦宗靖康元年。是《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或并为赵佶被掳前二年之笔,亦显示其风调与其中期之作有所不同。又同书第5页:《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的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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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邦达也是通过绘画风格的研究从而确定《写生珍禽图卷》的作者为宋徽宗。他撰写的《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文物出版社出版,1979年第一期)一文对此作了专门的考证:“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即《花鸟写生卷》)、《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该是亲笔作品。”又“《写生珍禽图》卷及《四禽图》卷,其用笔比《竹禽图》等苍逸流动些,但还有相通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他较晚期的亲笔作品。又二卷中所画墨竹正如《图绘宝鉴》卷三《赵佶传》中所说的:‘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因“十二禽”没有“绍兴”押缝印,至少是一套中的东西,如对卷等等。
  徐邦达在另一部书画鉴定专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对《写生珍禽图卷》也有提及:“画史中说他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严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看到他的几种水墨画,《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正是如此画法,自与一般院体画不同。”
  傅熹年对宋徽宗传世作品做过精心的研究,在《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一文中,他从风格的角度进行判定,认为《写生珍禽图》应为赵佶亲笔:“现存赵佶作品其亲笔署者可分工拙两类。工者如《江雪归棹图》、《祥龙石图》、《五色鹦鹉图》、《御鹰图》等,技法娴熟,但画风颇不统一,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拙者如《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构图松散,技法亦不够熟练。详审这两类不同的画幅,很明显,其稚拙者中可能有亲笔,而工致者是画院画家的代笔……其实就现存两类作品比较,这问题是不难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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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家对《写生珍禽图》的品述与论证是建立在与其他赵佶传世作品比较分析,并结合文献相互应对,精心考证之后得出的。尤其是谢稚柳、徐邦达、傅熹年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及与宋徽宗其他传世花鸟画的关系探讨,皆是建立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上,从而确立了《写生珍禽图》在宋徽宗绘画艺术及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中华铁道书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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